三、 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台灣各方面的影響

      就政治觀點來看,二二八事件固然是一場「官逼民反」的悲劇,但就其本質而言,則是一場嚴重的文化衝突,因為「引起二二八事件的主要癥結,在於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差距太大、體質不同,以致彼此適應不良,這種適應不良,可以說是文化水平較落後的一方,統治文化水平較高的一方,所產生壓制與抗拒的循環過程。」

      二二八事件源於當時海峽兩岸雙方在政治、經濟與文化上的差異所衍生的衝突,事件後國民黨政府針對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所實施的各項政策,為台灣帶來鉅大的影響,也使台灣社會與文化受到莫大的扭曲。

政治影響

      事變發生後,三月十七日,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抵台「宣撫」,於當天下午發表宣字第一號公告,揭示中央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則。內容如下:

1.      台灣地方政治制度之調整:

A.     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為省政府制度,其組織與各省同,但得依實際需要,增設廠所或局等機關。

B.     臺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,其辦法或日期由省議會擬具呈報內政部長核准施行,在縣市長未舉行民選前,由省府委員會依法任用,並盡量選用本省人士。[D1] 

2.      台灣地方人事之調整:

A.     台灣警備總司令以下不由省主席兼任為原則。

B.     省府委員及各廳處長以盡量先選用本省人士為原則。

C.     政府或其他事業機關中職員,凡同一職務或官階者,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員,其待遇應一律平等。

3.      經濟政策:

A.     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,應盡量縮小,公營與民營之劃分辦法,由經濟部集資委會迅速審擬,呈報行政院核定施行。

B.     行政長官公署現行之經濟制度及一貫政策,其與國府頒行之法令相牴觸者,應分別修正跟廢止。一面由行政院查案審議,一面由中央所派之人員聽取地方之意見,隨時呈報,以供修正或廢止之參考。

4.      恢復台灣地區地方秩序與地方制度:

A.     白崇禧發布命令恢復秩序:

〈一〉臺省各級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及臨時類似之不合法組織,應立即自行宣告結束。

〈二〉參與此次事變或此次事變的有關人員,除煽動暴亂之共產黨外,一律從寬免究。

B.     地方制度的恢復及改革方案:白崇禧所發布的這些原則,除最後部分有關地方制度的恢復之外,其餘可說是對日後台灣政治經濟的改革方案。這些改革方案,很明顯地,係針對事變期間社會各方面的政治改革訴求〈尤其是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所提的許多改革意見〉而發的。

果然,四月二十二日,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,改為台灣省政府,撤換陳儀,改派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。且許多臺籍的人事被攬入省府委員之中。但實權仍掌握在外省人手中。

C.     台灣人民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大大減退:二二八事件雖然落幕,但卻為台灣人民的性格烙下深刻的胎記,台灣人的性格中,顯現出比過去更加卑屈的「奴性」。而再另一方面卻又產生對政治的恐懼感,使得知識分子的參政意願大大減退。例如: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。事件前的省參議員選舉,應選名額僅三十名,候選人多達一千一百八十人,而事後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,應選名額增加為五十五名,候選人卻只剩一百四十人。參選熱潮急速下降。且在選舉後的省參議會出席率及發言都變得很消極。

「二二八」的大屠殺雖然停止,但民眾猶如驚弓之鳥,尤其知識分子的恐懼感尚存,從此「不敢參與政治性活動」。而之後持續在台灣各地進行的「清鄉」工作,更使台灣人民生存在生命、財產飽受威脅的危險中,且為期四十多年,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嚴令,由於事件的刺激,讓許多劫後餘生的地方領袖對政治產生恐懼漢冷漠,不再參與政治,而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政治,更加重了地方領導階級的鬆動,使的黑道流氓、土豪地痞逐漸進入地方政壇,政治一再的敗壞。

事件結束兩年後,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上與共產黨的軍事鬥爭全面潰敗,輾轉逃入台灣。受過二二八摧殘的台灣人民,從此不得不接受國民黨政府的予取予求,並且被要求以「中華民國」為國號,全力效忠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。然而,事實上,中華民國名號下的台灣,其政經、文化、社會等結構,早已與對岸的共產中國分道揚鑣。國民黨政府對手台灣後,宣佈全面戒嚴,所有不滿與反抗的聲音,雖然不在聽聞於市集之間,但海外卻開始出現台灣獨立運動,當然那也成為劫後餘生者得精神出路。因此,「二二八」可以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原點。此外,也有少部分懷著對共產主義些許幻想之士投入中國大陸。後來則加入紅色中國的陣營。

經濟影響

1. 黨國資本主義的運作:

      二二八事件後,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一黨獨大,控制整個社會文化與經濟制度,發展出一套「黨國資本主義」與制度。所謂「黨國資本主義」係指國民黨集將近半世紀之黨政一體的專政經驗,在台灣所創造出來的一種以維護一黨獨裁政體為能事的特權體制,透過此一體制,國民黨及其強人領袖乃可在復興國家民族的口實下,藉黨有化的軍隊及情治單位為工具,以政治的力量壟斷經濟資源與利益,反過來再以經濟的資源支撐政治上衣黨一人的威權運作。最後,則結合政治與經濟的力量,進而遂行社會的、文化的、教育的、思想的控制,終於得以再台灣建立一個歷時四十多年的一元化威權社會。由此觀之,作為黨國資本主義體制之核心的官營事業及其運作,其性質與功能時已超越財經的層面,進而涉入政治的與社會的範疇,成為國民黨、政、軍、情治單位威權體制運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環。    二二八事件後,在「黨國資本主義」的運作下,台灣人即使做官,也會受到大陸人的排擠而無升遷希望。因此,對台灣人而言,不論是日本統治時代,抑或是國民黨政府時代,台灣人的政治處境可以說是一樣地惡劣,但從經濟發展的觀點看來,這種惡劣的政治情境反而有相當大的正面作用,讓台灣的現實社會充滿了諷刺。因為有能力的人,能預見未來的人不再擠身政界,而改投身實業界。有才能、有前瞻性的青年們,紛紛投入實業界,其才能又與台灣移民的開墾精神相結合,結果便產生了目前電腦等最尖端科技的興盛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,幾乎都攻讀理工科系的背景,也與此種政治狀況有相當大的關聯。這種「政治 = 大陸人,經濟 = 台灣人」的區別,是分析台灣很重要的重點。

2. 「政治疏離」下的經濟發展:

      處於「政治疏離」情境下的台灣人,將其移民性格中特有的勤勉特質發揮的淋漓盡致,即使在政府預算及公營事業預算龐大臃腫,或一九五○、六○年代間政府金融機構告貸無門以及官僚體系無效率的行政干預下,依然奮力開拓出台灣經濟的成長。

      此外,直到一九八七年下天才解除的戒嚴令,也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。由於這個戒嚴令,包括罷工、反對公害、反核能發電廠的興建等住民運動,全部被禁止。再便宜的勞工薪水,在任何大街小巷上建立工廠,都不構成任何問題。台灣成為經營者的天堂,其經濟奇蹟可以說是立基於剝削的本質上。因為國民黨所號稱的「三民主義經濟」制度,雖然披著「自由經濟」的外套,容許市場運作與私人經濟活動,但政府往往隨心所欲,或明或暗地作選擇性的干預限制;其次,則在「資本主義」大旗的揮舞下。與大資本家及國外大財團勾結,對弱勢階級與基層團體不加聞問;再者,更成為經濟社會的壓倒性構成份子,以大規模從事各類經濟活動,造成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排擠,可說是典型的「與民爭利」;尤有甚者,台灣經濟體制的本質乃是「集權主義」一黨專政的私心,在《解構黨國資本主義─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》中說到:「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規所壟斷的市場特權、或是藉經濟理由所創設的事業單位,都難逃被執政黨工具化的命運,以致政府高度掌控經濟發展方向與大量介入經濟活動的『好處』,與其說是反哺『全民共享』的民主理念,不如說是養肥一黨之私的陳倉便道,甚至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,都在『黨國一體』的口號下,被不當的合理化。雖說台灣四十多年來國民所得成長快速,但只要與執政黨所囊括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資源相較,就可以清楚認識執政黨多年『作威作福』的法西斯心態與『無孔不入』的剝削事實。」

      除了須負擔龐大的政府預算與公營事業預算之外,因國民黨政府以台灣為所謂「反共基地」,遂使國防外交的預算教一般國家為高,以國民黨逃到台灣的最初幾年為例,國防外交預算甚至比純歲入還高,一九五三年以後,國防外交預算佔國家預算的九○%餘,其後比率雖略有下降一九七二年以後,即固定在四○%餘,猶屬高比率,在須負擔如此龐大的軍事預算下,台灣猶仍創造優秀的經濟成長率,台灣人民堅韌的移民性格實屬功不可沒。

3. 農地解放掃除台灣本土勢力:

      一九四九年,國民黨開始著手土地改革,首先實施「三七五減租」,在此之前,佃租高達五至七成,從此一律降為三七•五%,該政策即因此的名。兩年後,實施「土地放領」政策,將約二成的公有土地賣給民間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公有土地放領方面,政府所放領的土地,也都是從日本人手中所接收來的,正式因為與自己的利害無關,才得以採行。而國民黨所接收的日本統治時代的資產,計公家機關五九三件,值二九億圓,企業資產一二九五件,值七二億圓,個人資產四萬八九六八件,值九億圓,合計達一一○億圓,以上數目尚不包括土地資產。基於上述豐潤的財源,國民黨才得以完成國家主導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。

      至於地主方面,國民黨向地主接收土地時,以戰時日本人所設立公司的股票作為賠償,地主階層反彈的聲音不是很大,因為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擁有六○萬武力的軍事政權,在其強大的武力背景下,土地被迫接收,無論擁有多大資產與權力的地主,都不得不忍氣吞聲。尤其再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九年,國民黨在兩度對台灣人採取強力政治彈壓之後,更迫使台灣人地主噤若寒蟬,使得國民黨的土地接收十分平穩。於是,國民黨在犧牲整個社會成本之後,藉由農地解放,將帶有強烈台灣人意識的地主階層力量封禁起來,徹底掃除了反政府的台灣人本土勢力。以兩項政策促使地主階級覺悟的政府,在一九五三年,正式提出「耕者有其田」的政策。

教育影響

1.          「反台灣化」的教育政策

如上所述,二二八事件後,國民黨政府開始對台灣社會遂行控制,教育自然不能免俗地必須以「反台灣」的中央集權為主。自國民黨執政後的台灣教育,其特點為「統一與控制,亦即運作以中央集權為本質的教育行政體制」,其目的則在「維持及強化統治集團的權益」;在教育內容方面,則以中央控制而以黨國思想為先,至於方法,則以管制及灌輸為主,以達其控制語言、文化、思想及價值觀念的一元化〈及大陸化〉政策。這種就教育方式與西方新式民主教育所強調之多元化健全發展,以人本教育及全人教育為主要教育內容大相逕庭。這種現象不僅發生於台灣,也幾乎發生在所有封建、軍人、共產專制的國家。然而,台灣較諸其他封建或軍事極權國家,還有另一特點,及「大陸化」的教育方針,這可以說是「反本地化」或「反台灣化」的教育政策或措施,這種一元化政策無疑更增強上述中央集權主義教育行政之控制力量。

而根據過去世界歷史,強行同化政策的統治集團之企圖最終都告失敗,不但不能消滅被統治的語言與文化,反而引起教育環境,尤其家庭教育的破壞,增加子女的學習負擔,而增強世代溝通的困難並引起認同的混亂,故常激起反抗力量而提倡分離主義,最後引致整個社會的糾紛,這種不良後果其實在台灣已經逐漸浮現,無得不令人憂心。

2.          「反教育」的一元化方式

     教育是持續發展的過程,並非為某一特別意圖或集團的利益而教育,而是人類發展的自然過程。現代教育的原理是尊重個人的尊嚴、個人的個性與資質,促進其自然發展,或促進其內在力量自然伸展,如德語的教育「Erziehung」的涵意,乃指教育的基本係由內部抽出其個人內在能力的教育方式 。反觀台灣過去的教育方式,卻是硬要從外面灌輸進去,這兩種教育原理可說完全相反。這也正是民主化教育與集權式教育的最大不同之處,民主化教育所強調的多元化,與集權式教育所要求的一元化從對台灣文化、語言的壓制便不難看出。
 解嚴以後,台灣教育的方向已逐漸邁向民主化,然而,民主化的教育更應鼓勵本土化,而注重本土化並非排斥大陸文化,因為民主教育所強調的乃是多元化,唯有培養互相尊重的素養,方能營造瑞士方式之多元化國家的民主風度與政治體制。台灣雖小,文化卻相當複雜,多元化的政策不僅在教育語言上,也應在其他方面,即文化思想、價值觀念、風俗、習慣上實施多元化,因為唯有如此,才能產生全民的共識,塑造成熟的民主化國家。
 二二八事件後,接著國民黨政權流落台灣,在台灣實施一連串集權措施,其目的無非是把台灣當作其所謂反攻大陸的「基地」,而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各層面所施行的高壓統治行為則完全不脫殖民心態。四十多年來,在國民黨政府高壓榨取之下,台灣之政治、經濟均遭其黨、政、軍、情治單位所壟斷,整個社會文化亦呈現嚴重扭曲現象,所幸在人民不敢與聞政治,本土文化逐漸流失之際,另一股極化的力量亦醞釀而生,海外要求獨立之聲不時傳來,而要求本土化的呼聲亦逐日喚醒這個島嶼國家的人民,此為前途思考、奮鬥的純樸本性在現實環境的挑戰下尚猶如螢光乍現,相信這將是未來台灣人生機之所繫。